六十年亲历之中西教育


摘要:横跨中西,纵览百年,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思考研究指出:中国与西方教育是从理念到实践都截然相反的两个体系。中国带有强制性的严格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准,为本国和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人力资源;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社会与教育体系自由空间的欠缺,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造力,难以产生相应的尖端人才和领军人物。美国和西方自由宽松的环境,鼓励独立创新的人性化与个性化教育,使得西方人才辈出,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然而,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在教育内容
、教师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是过度的自由化和不作为,另一方面又是频繁而盲目的‘改革’,加上种种极端化社会思潮的泛滥,及享乐至上风气的蔓延,令基础教育走上了衰败之路。多数民众未能获得合格的教育,几代人被荒废了。当今东、西方教育的相遇、撞击乃至渗透互补,是教育发展的千载良机。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体系的诞生。成功的关键在于扬长弃短,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任何一方都切忌‘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滑向另一个极端。

 

一. 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东、西方的隔绝,令国际教育风向一边倒。不但西方自我感觉良好,中国人也断定西方先进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除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学习西方外,教育界也急切地吸收西方的观念与做法。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大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及中国人移民海外;随着一次次奥林匹克国际竞赛和PISA等国际评估结果的出炉;人们惊讶地发现,对中国和东方教育须刮目相看。

东、西方教育各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后相遇,发生了全面而剧烈的撞击。现在,美国与西方基础教育衰相凸显,而中国教育则大展强势。在中、西教育态势逆转的历史关头,西方掀起了一股‘东学热 ’,欲借鉴中国经验,重振基础教育。

不同的声音总是存在的。“中国学生只会考试,没有分析思维能力”,“中国学生死记硬背,不会创新”;类似的指责不绝于耳。有些人质疑中国在PISA评估中作弊,有些人写公开信给国际经合组织,要求取缔PISA评估。大陆和海外某些教育专家说, “造成奇迹般成功的上海和东亚模式是非常有害的。”“美国教育学习模仿中国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自寻死路。” 西方数百年的先进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国民的自大心理,这可以理解;而华人如此妄自菲薄,则令人不胜唏嘘。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教育确有严重弊端,令国人带着孩子逃离。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社会上弥漫的极端功利倾向,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等等;更不用说教育界内部的黑暗与腐败,无不令人担忧。

西方教育的优势亦不容否认。开放自由的环境,注重全面发展,鼓励独立创新的人性化与个性化教育,为精英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与空间;使得西方人才辈出,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几乎包揽诺贝尔各个奖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作整体评价,只取一个横断面,或者只看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一个历史的视角。

我不是学教育专业的,只能谈一谈自己六十年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从中认识和比较中国和西方教育。

二. 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教育

应当从民国谈起罢。虽然不曾经历,但从报章媒体得以间接了解,亦从父辈的榜样获得亲身感受。

民国时期,教育得到执政当局——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的高度重视,即使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教育也没有荒废。

由于政治上的宽松与自由,出现了教育家办教育的火热局面。蔡元培、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张伯苓、黄炎培……,教育家群体灿若星辰;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等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生机勃勃。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吸收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在学养和人格操守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思想文化界诞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民国培养,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完成的大学学业。

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之下,中学教育二、三十年代曾以美国为师,实行学分制和综合中学。但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体系很难被中国社会全盘接受。只实行十年,学分制便被废除,回到班级制;综合中学被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中等师范‘三足鼎立’的体制取代。

当然民国教育的总体规模与四九年之后无法相比。

1949之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1949-1966:那一阶段教育发展很快,大、中、小学遍地开花。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旧有的学校变动很大,同时新建了一大批高校。教育不再为社会上层所独享,而是面向全民。由于小学生人数急剧增多,一时无法建设足够的校舍,很多小学实行二部制,即上午一拨学生,下午另一拨学生,教学质量也未受影响。

基础教育框架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依然‘三足鼎立’,不但培养了大量普通中学毕业生,而且技校、中专和中等师范学校分别培养出相当数目的技工、技术员和小学教师,满足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直至1959年,中国一边倒,高等教育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这一下都学进去了,融进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什麽呢?除却意识形态的一致,也许更根本的,是苏联体制强调学科的理论性,学生学习的系统完整性的特点,以及对教师学生的严格管理,均与中国文化一拍即合。

我1953年入小学,1965年高中毕业。虽然我读的中学是最好的,但小学极为普通。中学老师非常强,小学老师也不差。他们都是民国和五十年代培养的,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培育下一代。他/她们通过精辟的授课,认认真真地批改作业,提纲携领地复习总结等各个教学环节,使学生切实掌握知识。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开发了分析思维能力,获得了科学文化素养。我的同学中,不论小学、中学还是日后升入的北京大学,都有很多出身劳动阶层的同学,受到了同样好的教育。

尊师重教,浓厚的师生情谊当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文化现象罢。回国时总要和同学们相邀着去看望老师。现在他/她们很多不在世了,我们也已是年届七旬的老人。

当时的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不是空话(政治洗脑另当别论),学生负担也不重。考大学时,高考复习只有两、三个月。我们很少开夜车,更没有补习一说。现在的中学安排一至两个学年进行高考复习,大大压缩了正规授课,学生宝贵的青春时光被白白消耗;教育部早该明令禁止的。

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即管得过死,难以自由发挥;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较差;等等。不过我们每学期都有两周劳动,多是去农村。对城市学生了解农村、了解底层生活很有必要,也是很好的锻炼。

尽管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学业教育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只有大跃进时,大学里搞极左,学生与教师一起编写教材等。我所在的小学在操场上建了两座小高炉,时间不长;记得之后我还被派到相应的展览上作解说。读初中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北京市民的粮食配给虽然也低,但不到饥荒的程度,中小学教育得以正常运作。

中苏交恶之后,教育界搞了‘去苏联化’,但喊喊口号而已,没有大的触动。

高中三年,国家从困难中缓过来,而且一度发展得非常之好。然而,大权旁落的领袖不甘心,又搞起了阶级斗争。农村搞四清,学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雷锋,大树特树领袖绝对权威。青年学生的思想愈来愈左倾,愈来愈极端;人群开始被撕裂,直至发展成为文革。但即使如此,学业教育依然照常进行。

中小学十二年系统、完整、严格的教育,为我,也为许许多多的同代人奠定了人生基础。

1966-1976:十年文革,天下大乱。过去十七年的教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专政’。我所在中学的校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我的初中英文老师、高中政治老师、历史老师都自杀了。因为学生不肯学习,高三数学老师人一下子急瘫了,从此拐杖不能离身。

我于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七零年毕业分配到河北农村。劳动两年之后在农村中学执教。七四年转到工厂工作。

文革初期,普通中学瘫痪了,职业教育更被全部摧毁。高考被取消,上大学靠推荐。我所在农村的支部副书记,一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女青年,成了北大的工农兵学员。

劳动期间,我曾在村里的小学教数学,并破天荒地开起了英文课,教材当然自编自印。到农村中学之后,我教的是数学和物理。文革期间的农村中学,一班六十多个学生;大树锯成板当课桌;学生一个紧挨一个坐着,考试必须分A、B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不乏优秀好学的学生。

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受文革影响很大。其中一些人后来自学英文等专业,考取大学,成为专门人才。但理科自学成才的则比较少。

1976-1989:四人帮垮台后胡赵新政的十年,是四九年后最好的一段历史时期。人心很顺,朝气蓬勃,对国家的发展满怀希望。不但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学艺术也迎来了另一个春天。77年恢复高考,基础教育很快走上了正轨。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读书风气,人们都想着‘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不过职业教育至今未能恢复文革前的水平,令人遗憾。

另外,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在这一阶段开始产生,当然程度比现在远为逊色。这一方面缘于高考竞争大为激烈,同时由于数量激增,教师质量不如文革之前。当时我的孩子读清华附小,我还跑到学校要求老师减少家庭作业。

这一时期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了硕士,八一年到北方交大教书,曾担任理论力学教研室副主任。学生都是高考录取的,教育很正规,尽管有些学生漏洞不少。还记得上习题课时如何想方设法纠正学生的错误概念,一步一步教他们解题方法。也教了一些坦桑尼亚留学生,但程度很差。因为是国际任务,好歹得让他们过关;心里非常纠结,觉得砸了我们自己的牌子。

有感于国内教学方法灌输有余而启发不足,我写了论文若干。其中一篇题为‘认识论与教学法’,发表于《北方交通大学学报》。我主张教学遵从认识规律,从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与问题着手,引导学生探索规律,实行‘引路式的教学’,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1986年出国。

1989-现在:二十六年前长安街上横冲直撞的坦克,碾碎的不止是青年学生的躯体,也是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与希望。

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追求,中国社会一年年腐败、变质;教育又怎能绕得开?功利倾向愈来愈严重,课业负担变本加厉,农村和其他社会底层孩子的读书机会日益减少,很多学校和教育机构被腐败分子把持,不择手段地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一切受到社会上上下下的激烈批评。

然而,在所有这些表象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教育体制没有变,内容没有变,教师队伍也没有大的改变。就像一个水果,表皮烂了,但果核还在。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西交流使中国得以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也为中国教育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选修课的引入,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始多样化,乃至高考自主招生等,虽然其中也有将人家的糟粕当宝贝的问题。

以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尽管尚有不如人意之处,然而总体来看,国内教材选用了多种多样的实例,让学生产生对数字和四则运算的直觉,从而能够牢牢地掌握知识,非常适合小孩子学习。比我们当年的教材更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丰富多彩。看得出不少地方吸取了国外的养分。但总的思路是中国式的,是反复改进和锤炼的结果。

今天,国家经济建设和海外留学从业的一线主力大都是文革后培养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合理,文化素养也不错。他/她们是幸运儿。极端功利的应试教育影响最甚的是九十年代后入学的年轻人,包括现在就读的学生。不过与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不同,这些学生还是学到了知识的。

三. 中国基础教育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将中国基础教育放在一百年的时间尺度下来衡量,重点看过去的六十五年,我以为它的定位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学科教育为主线,系统严格规范,将大多数青少年培养成有较高知识文化的人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

结果基本上是成功的。当今中国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几十年来培养的人材。不但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国还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送了大批科技力量,在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具有下列优势和经验,值得西方借鉴:

第一,着眼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准的提高,而非少数精英。精英成材可以靠自身与家庭,普通人的成材却必须倚赖学校,倚赖公立教育。中国将几代人培养成对社会有用之人;为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雄厚人力资源。这在当今世界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中国在学业教育的三大方面都抓得很严,而且一抓到底:教学大纲的制定与教材的编写,及其实施与考核;教师培养、资格标准及教学监管;学生的班级制和严格管理;从而为学业教育质量提供了切实保障。

所谓精英,除高智商外,自律能力必不可少。很多精英可以自学成才。然而普通人做不到,不但孩子,成人也难。所以,大多数人的教育,严格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一个‘严’字,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特色。

当然,如何既‘严格’又‘灵活’,也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课题。

第三. 理科乃中国教育强项,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占据核心位置和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怎样的比重最为科学尚需探讨)。

理科教育成败决定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命运,尽管存在一个滞后期。而各门理科课程又是所有课程中难度较大的。PISA等国际评估中西方国家成绩之所以惨不忍睹,首先在于理科被学校其他课程与活动所淹没,得不到足够的投入。

掌握理科的知识与技能,教学不但要严格,且须系统、完整;学生在学习时必须全力以赴。零敲碎打、东拼西凑、潜移默化的做法对文科可能奏效,尤其是语言学科;但对理科而言,全无效果。故从小学数学开始,中国理科教学的一整套做法:大纲与教材,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以及复习考核,对其他国家均有借鉴价值。

中国理科教育亦有缺陷。第一,课堂教学灌输多,启发不够,因而探索性、批判性思维的开发训练较少。第二,教学方式单一,不够多样化,尤其欠缺西方广泛采用的学生自主课题研究的模式。第三,重理论,对实际应用重视不够,实验动手太少。这种种弊端造成中国学生‘创新能力差’的短板。

但一般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诟病,‘死记硬背’、‘考试能力强,思维能力弱’等等均带有偏见,不符合实际情况,贬低了中国理科教育。实际上,通过系统严格的学习,中国学生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而且总体来看,其他国家的学生无法相比。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和PISA等国际评估中,中国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所依赖和展示的正是这种能力和素养。‘死记硬背’是万万做不到的。‘死记硬背’是素质较差的教师和学生的通病,而不是中国教育的特征。

若中国学生果真能力低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怎会想方设法从中国招收大量研究生,来充实本国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队伍呢?

实际上,中国教育中死记硬背的主要是政治、历史等文科课程。理科学习,学生基本上能够理解,死记硬背的现象并不普遍。反而西方的理科教学,由于教师讲得不透彻,学生基础又差,弄不懂为什麽,不得不死记硬背。但西方文科教学颇有精彩之处,如小小的学生就开始讨论环境、犯罪之类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总的来说,中国教育体系的弊端是教育制度的过度模式化与强制性,学生个性发展空间的欠缺,特别是缺少顶尖人才、偏才和怪才成长需要的自由环境和施展空间。因此,尽管培养了大量初、中、高级人才;但比较雷同,个性不足,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不足,难以产生尖端人才和大师级人物。

还需指出,四九年后中国教育功利性较强,欠缺人文精神;教育过度行政化,而非教育家办教育,等等;也是中国教育的重大问题。向西方汲取营养的同时,继承民国传统将为中国教育带来生机。

至于当下让中国人逃离的极端功利化的应试教育,学生过分沉重的学业负担,等等,很多是伴随社会变质而产生的;也可以随着社会风气的扭转而改变。

四.我在加拿大的求学执教及办学经历

出国后我来到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系读博士,那时全校中国来的研究生共四十余名,现在该有三百多人了。读博士期间一直作助教,辅导本科学生;也曾教过一门‘机械振动’。我惊讶地发现本地学生的数理基础相当差,教他们比在国内教书困难得多。

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值北美经济衰退。我拿到一份临时性的教学工作,在一所社区学院讲授微积分。这里的学生更离谱,经常抱怨试题难,说某某老师没讲到就考,不公平。其实放在国内不过是知识灵活运用的问题。这些学生中能够学懂微积分的比例很小。我讲课细而又细,试题难度一降再降,打分时宽了又宽,才可能让半数以上学生过关。一个西人学生对我说,他非常羡慕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基础好,父母还供子女上大学。而他们学起来很吃力,又得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非常辛苦。

三年后回到大温哥华地区,索性依从自己浓厚的教育情结,于1997年办起了一所补习学校。学校为华裔学生补习数理化和英文等科目,也有西裔和韩裔学生参加。

名为补习,实际上采取正规完整授课的模式;因为学生缺的太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收效不大。十五年中,教出了近两千学生。有些学生数理化均在这所学校读,连读数年,从而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我本人讲授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学生补习后都有大幅度提高,不少学生考上多伦多等大学。

这所补习学校在大温地区口碑非常好。本人于2012年退休,学校已转让。

亲身体验对人的认知极其重要。俗语说,‘隔行如隔山’,信然!同是长年在海外教书,理科和文科教师的感受大不相同;同是在国外生活多年,未曾深入教学一线的很多华人对国外教育还是茫茫然。

通过这十五年的教学,我了解了加拿大学生的真实程度。‘丹麦与中国初三学生的对比’一文揭示,丹麦15岁学生居然不知道二百的百分之五十是多少,加拿大学生也只有极少数做得出1/3-1/4;丹麦学生不了解a2 x a3 = a5,,加拿大学生也闹不懂为什麽a0 = 1。至于牛顿三定律,欧姆定律等,高中学生没几个说得明白。凡此种种,例子不胜枚举。

我也明白了西方的数理化是怎样教的,学生程度为什麽差。在办学执教的同时,我经常发表文章,或举办讲座,分析加拿大教育与中国大陆的异同,以及优劣得失,为华裔社区提供教育资讯与参考意见。

以下着重谈一谈本人从卑诗省普通公立学校了解到的弊端与问题。美加两国尤其美国东部有很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为大学输送优秀学生。由于经历与视野所限,笔者对这些学校少有了解,故本文不涉及。

五. 西方基础教育弊端分析

长期的实践与思考告诉我,西方公立教育的弊端在于从体制到教学的过度松散,自由度过大;以及频繁而盲目的所谓‘教育改革’。具体而言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 教学方式及教师责任心,对教学结果的影响最为直接。和中国大陆一样,国外也有些教师课堂教学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可惜不占主流,多数教师授课比较随意,总的来说有以下四‘不’:讲得不够,有的甚至不讲,让学生看笔记,做题,有问题再问;不记公式;不改作业;不发考卷,只能课堂上看一看,为的是一套考题可以长期使用。

相应的,相当多的学生概念搞不清,公式不理解,套公式做题凑答数。考完就忘,还以为理所当然。我在课堂上经常提问。本地学生往往发呆,等老师给答案;只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在思考,而且有思路。说中国学生死记硬背,西方学生思维能力强?我多年看到的恰恰相反。

上述教学方式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行不通。中、上等学生疲于应付,勉强过关;资质差或无心向学的则完全放弃。不过,教师灌得少,造成了压力,也提供了空间,使少数资质优异,好学上进的孩子培养起自学习惯和能力,进入大学后更有竞争力。

西方所秉持的鼓励独立与创新的理念,和从小学即开始的学生自主课题研究等教学方式,非常宝贵。如何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以达致最佳效果,是中国与西方共同的课题。

第二,教师资格与教学管理。教师授课随意的原因是校方和教育当局对教学缺乏监管,更没有中国教研室的设置。基本上教师各自为政,负责与否全靠自觉。

教育当局和校方对任课教师没有严格的专业要求,体育教师也可以教数学。小学则实行大包干,英语、数学、科学、美术、手工等,皆由班主任老师负责。这样的分工,教师负担重,效果却很差;事倍功半。文明进化到现在,不知西方基础教育的专业化程度为何如此之低?

其实,有些教师自己对所教内容也不甚了了,如何给学生提供清楚透彻的解释?

故加强教师培养和教师资格认证,强化对教学的监管,同时改变教师分工模式,对西方来说十分紧迫。

第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考核。西方学校课程设置种类多,除必修课外,亦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而且同一门课分为多个档次,如数学有升学类、应用类, 还有基础类;以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

课程门类多带来的副作用是数学、物理等学科被大大削弱。理科的教学内容与深度与中国无法相比。以卑诗省数学为例,九十年代的数学大纲还过得去;然而之后中学数学内容一减再减,深度一降再降。几何、统计、二次曲线等很多内容统统被砍掉,以至高中毕业生连‘相似三角形’都未曾听说!而小学采用脱离实际、脱离学生认知水平的所谓‘发现式数学’,基本四则运算都未能掌握,更不知如何运用。

西方自六十年代起废止了初中阶段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分科设置而采用综合理科。这一设置减少了科学类课程的比重,将课时让位于其它选修课。由于极少合格师资,综合理科非但达不到为理工科奠定基础的目的,即使作为科学普及也十分勉强。西方学生大多视理工科为畏途,高中选修数理课程及大学进入相应专业的人数日益减少,已形成相当的危机。

课程考核方面,卑诗省实行百年且十分有效的全省中学毕业统一考试,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被取消,只留下英文一科。如此一来,面临毕业的学生和教师都泄了气,不再抓紧,不再用功;学习效果一落千丈。小学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基本技能测评’,包括阅读、写作和数学三项,是卑诗省所剩不多的全省统一考试;教师工会也不放过,几年来一直在鼓动取消。

第四,学分制问题。美国中学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实行学分制,至今已一百多年。中国学习美国,也搞过学分制,十年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收场。经过百年试验,现在结论摆在眼前。学分制固然给了学生主动权,尤其是给了精英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但由于无法组织固定班级,造成学生管理的极端松散。

与偏重智育的中国小学相比,西方小学的班级更人性化。班主任照顾孩子的全面成长,体魄与健康,生活自理,情绪控制,礼貌与人际关系,等等;教室也更像一个温暖的家。然而一入中学,班集体、班主任和固定教室一下子都没有了。对于尚未成熟,自律能力差的十三、四岁孩子,其结果可想而知。学校里为什麽流行反智倾向?中学生吸毒怎会成为严重问题?高中毕业时,加拿大四分之一的孩子已经辍学;美国比例更超过三分之一。这一切均与学分制下‘放养式’的学生管理直接相关。

十几岁的青少年需要集体生活,需要一个归属和亲密的伙伴。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步入社会之后最为怀念的,往往是中学时代的班级生活与同窗好友。将班级制延伸至中学,至少初中,是西方扭转其教育颓势的必要举措,选修课可以逐步引入。

第五,综合中学的建制。美国和加拿大中等教育不分流,不设或很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或中等师范学校。专门的职业教育隶属于高等教育。学生不論職業取向如何,均須讀完普通中學,才能接受職業教育,或加入勞動大軍。故美加中学称为‘综合中学’。

综合中学任务繁重。除学业教育外,还须承担部分职业教育功能。各類學生捆绑在一起,不可避免地顧此失彼。不但升学类为就业类陪绑,就业类的需求亦未能得到满足。在升学类学生忙于报考大学的时候,这些学生却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甚至沾染上吸烟、吸毒、校园欺凌等不良习气。

为了多数学生能够拿到毕业证书,所谓高中毕业,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而且近年来还一再降低标准。毕业率是加拿大中学的指挥棒。中国的高考指挥棒令基础学业加深变难;而毕业率作为指挥棒则将大多数学生拉到差等生的水平。

可见,高中阶段学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的双轨制较为合理。不分流不足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不分流无法因材施教,使学生各得其所。

欧洲国家如德国,设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只有北美,多年来一直坚持综合中学的单轨制,需要改变。

第六,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加拿大和美国的基础教育由省或州一级管理,联邦不设教育部,只设一个委员会起协调和对外的作用。

集权或分权是教育领域反复争论的焦点之一,两种体制当然各有利弊。每一种体制长期实行后其弊端逐渐积累,出现向相反方向转变的呼声与趋势是必然的。

美加教育中的许多弊端,是分权的结果,是权力滥用的结果。如卑诗全省中学统一毕业考试,几位政府大员一拍脑袋就取消掉了。实行了一百年的一项制度,包含多少前人经验的结晶呵。资历不够的人手握重权,可以任意做出改变,教育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

至于美国,权力不止下放到州一级,教育经费竞由下面的各学区自行筹款拨款,使贫者愈贫,富者益富;公立教育无法发挥促进阶层流动,保障社会平等的功能;使社会加速两极分化。

但以2010年美国颁布‘各州共同核心标准’为标志,美国开始尝试实行国家课程,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力界限已得到松动。

笔者之见,基础教育乃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需要高层次、高水平的专家来领导或指导,需要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制订长远的规划,做出科学的决策。一省或一州的力量与水平是不够的。当然亦不能统得过死,限制多样性和探索创新;故集权下的分权较为理想。

加拿大联邦政府需要设立教育部,把课程、大纲、教材及其它大的方面管起来。

(此处所指仅限于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功能不同,不在此列)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西方基础教育的衰落,乃从体制到教学以及社会文化风气造成的,是全方位的。

六. 形势与愿景

中国与西方教育是从理念到实践都截然相反的两个体系,现在已走到各自的极端。四九年后中国带有强制性的严格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准,却未能造就相应的顶级领军人才。美国和西方教育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精英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但大多数民众未能获得像样的教育,几代人被荒废了。

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得天独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世界老大的国际地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到北美大陆,为美国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的科技人才被美国挖走。印度的知识阶层很早开始移民北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解体之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技力量大都转移到了美国,其教育从此失去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培养的人才也大量涌入美国。据统计,至2011年,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移民为二百多万,25岁以上人口中,45.4%拥有学士学位,26.1%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而本土人口这两类的比例分别为28.5%和10.3%。

美国之所以敢于放松本国的基础教育,在于源源不断的高层次移民能够支撑起它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然而,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能够一直延续麽?一旦失去眼前的优势,哪怕只是部分地,都会对美国带来沉重的打击。在美国已从世界权力巅峰跌落的今天,这不能不引起高层和民间有识之士的极度担忧。他们欲借助中国提供的坐标,探寻问题所在,找出解决良方,以挽救基础教育。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和某些州已经迈出了步伐,而且成效初显。

但从西方普通民众的意识来看,要让整个社会警醒,路还很长很长。特别是教师工会代表的左倾思潮和势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拼命维护现有体制,抵制学习中国与东方教育。在加拿大卑诗省,两年前英文媒体曾经开了一个口子,讨论东、西方教育的利弊得失;现在这样的话题一律封杀。

事实上,世纪之交基础教育的加速衰落,正是拜左倾思潮所赐。这一思潮将原本正面的观念,如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与个性发展,培养独立意识与创新能力,等等,推向了极端。结果适得其反,过犹不及。近年来流行的所谓‘21世纪教育’口号,更将‘个性化教学’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抹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规律与共性,对班级整体授课釜底抽薪。这些做法是对传统教育轻率而粗暴的否定与颠覆,是在改革进步名义下的倒退。

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很能说明问题。中国课程标准与教材一般是在原有基础之上改进,所以能够越改越好。而西方新标准和新教材的引入,却另起炉灶,标新立异,推倒重来。时下流行的小学数学教材已是疮痍处处,面目全非,没有了根。当‘创新’概念本身也被推到荒谬的极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可以任意被当作试验品时,这样的‘创新’是很可怕的。

再者,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需要适当的社会土壤。西方社会弥漫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不思进取之风,正是这样的土壤。在卑诗省,以增加工资为目的,不计社会损失的教师罢工接二连三,乃是这一社会风气的突出表现。为此,西方付出了几代人的惨痛代价。难怪有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谈及此忧心如焚,甚至痛哭失声。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而且未曾断代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是最近两、三百年落后了。延续一千多年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固然由于重文轻理而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尊师重教、勤奋向上的文化传统,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中国教育正是得益于这一文化传统。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然而教育没有垮。在历史上数次教育危机面前,中国人对教育的高度期望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十年代初由学分制回归班级制,文革过后教育的快速重建,国内中学对综合理科的抵制,近年来对教育资源贫富不均的抨击,等等,以及当前海外华裔对所在地某些教育政策的批评与抗争,均为明证。

中国的基础学业教育在世界上确实遥遥领先,对此应当实事求是。与此同时,学习西方仍然十分必要。西方世界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要吸收其中的精华,包括与教育相关的理念与做法,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好的是社会对此较有共识,有动力。2014年中国开启了以高考改革和职业教育全面规划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显而易见改革方案吸收了西方和其它国家的经验。

国内对西方教育的研究之系统、全面以及信息之快速,令西方教育界叹服。遗憾的是信息来源多为二手资料,最重要的实践检验和亲身体验十分欠缺。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华人,最痛心国内教育界将国外教育的弊端与糟粕当作经验来学习。有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和移民在海外,其亲身经历和体验当为宝贵的资源;希望能对国内教育有所帮助;学习西方时去除盲目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本文开头所引‘美国教育学习中国是自寻死路’的奇谈怪论,完全站不住脚。分别走向极端的东西方教育需要互相学习,向中间靠拢。成功的关键在于扬长弃短,找到两极之间的平衡点,片面与极端终归要失败。任何一方都切忌‘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滑向另一个极端。

当今世界东西方教育的相遇、撞击乃至渗透互补,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道路还很漫长,东西方教育互相融合的时代毕竟已经打开了大门。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体系在这样的撞击与融合中诞生。

 

作者:

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会长   沈乾若 博士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博士

中国大陆和加拿大数十年大、中学教学及办学经验

2015年1月

sharonqshen@gmail.com

 

感谢:本文融入了博雅教育学会理事高建新博士和袁勇博士的意见,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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